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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教養存在的法律沖突問題

        作者:《貴州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來源:2014年08月19 日期:2014-08-19

          國務院1991年11月發布的《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把勞動教養的性質明確界定為行政處罰。從勞動教養的實際執行狀況來看,勞動教養是把被勞動教養人置于專門的勞動教養場所。限制其人身自由實行強制勞動改造教育的一種行政處罰行為。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與完善,勞動教養作為一種行政處罰種類,與現行公認的法學理論相悖,與現行法律相抵觸,與現行的立法原則相矛盾,在實際操作中已經造成了一定的混亂。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應引起高度重視,著手解決。
          一、勞動教養的實際執行狀況與公認的法學理論相悖
          行政處罰輕于刑事處罰,是世界上公認的法學理論。從我國勞動教養的實際執行狀況來看,勞動教養作為行政處罰,其限制(實質是剝奪)被處罰人人身自由的期限為一年到三年,加上必要時可延長的一年,實際上勞動教養可以完全剝奪被處罰的人身自由長達四年。我國的刑法規定,判處有期徒刑的期限為六個月以上十五年以下;拘役的期限為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管制的期限為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下。由此可以看出一個問題,勞動教養作為一種刑事處罰補充手段的行政處罰,往往會比刑事處罰重,有些時候還會重得多。在實際工作中由此產生的問題是不夠刑事處罰的人受到的處罰,可能比刑事處罰重;在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刑事處罰,從犯脅從犯受到行政處罰;但從犯,協從犯受到的行政處罰,會遠遠重于主犯受到的刑事處罰。例如,在共同犯罪中,主犯被起訴至法院被依法判處拘役,管制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主犯在短期內可刑滿行重獲自由;而不夠刑事處罰的從犯被處以勞動教養,反而受到被剝奪人身自由一至三年的處罰,從犯、脅從犯被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超過了主犯被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
          從法學理論上講,行政處罰應輕于刑事處罰。行政處罰中的拘留、勞動教養都是剝奪人身自由的處罰,刑事處罰中的拘役、管制、有期徒刑也是剝奪人身自由的處罰;行政處罰重于刑事處罰,顯示不出刑事處罰的威嚴,有悖于世界公認基本的法學理論;故對勞動教養作為行政處罰存在的這一問題,應加以研究解決。
          二、勞動教養與現行法律相抵觸,其存在缺乏法律依據
          我國在1996年3月17日經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其立法目的是要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規范行政處罰的正確設立與實施切實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利益。在《行政處罰法》第八條中規定了七種行政處罰種類,其中沒有“勞動教養”這一種類;《行政處罰法》第九條又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設定”。《行政處罰法》第十條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從勞動教養的主要依據來看,其主要依據是1982年1月21日經國務院批轉的由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由此可以看出,勞動教養的依據是一個行政法規,勞動教養作為一種行政處罰,明顯的與《行政處罰法》相抵觸。《行政處罰法》第六十四條中又規定:“本法公布以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于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修改,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改完畢。”由此可見,勞動教養這種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與現行法律相抵觸,已經在事實上處于缺乏法律依據狀態。
          三、勞動教養在實際工作中被亂用和濫用,構成了對法定原則的破壞
          新刑事訴訟法生效以后,采用無罪推定原則;要證明誰有罪,就必須舉出其有罪的充分確定的證據,否則,人民法院采取無罪推定的原則,疑罪從無,從而判決指控罪名證據不充分,指控罪名不成立。在現實司法實際工作中公安機關對一些犯罪嫌疑人收集不到指控其有罪的充分的證據,擔心起訴后檢察院可能退案或法院判決指控犯罪證據不充分,指控罪名不成立,故對這一些犯罪嫌疑人就處以勞動教養的處罰。甚至有一些公安機關,擔心指控有罪證據不充分,指控罪名不成立,要收集到充分的證據有一定的困難,甚至要花較大的人力物力,不愿克服收集證據的困難,就用勞動教養代替刑事處罰,對犯罪嫌疑人處以勞動教養。有些公安機關把犯罪嫌疑人送到檢察院以后,檢察院審查認為不構成犯罪,不予起訴,作出不起訴決定,按照刑訴法的規定,如不被起訴人在押,應當立即釋放;可是公安機關不依法放人,而處以勞動教養,致使許多被勞動教養的人認為自己冤枉,認為不如判刑,判刑比勞動教養還輕。更有甚者,個別地區公安機關,對一些犯罪嫌疑人,認為要收集證明其犯罪的充分確定的證據工作量比較大,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比較麻煩,搞勞動教養比較省時省力,就對犯罪嫌疑人處以勞動教養。故有些調查后認為,個別公安機關認為“勞動教養是個筐,搞不清楚往里裝。”
          勞動教養是實際司法工作中的以上作法,是對勞動教養這一行政處罰的亂用與濫用,破壞了刑事訴訟法確定的疑罪從無,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導致了主觀歸罪思想的泛濫,公安機關權力的非法擴張膨脹。勞動教養被亂用與濫用,導致了公安機關辦案過程中的偷懶行為,同時可能放縱了一些嚴重的刑事犯罪。
        勞動教養在現實司法中被亂用與濫用,在破壞了已確立的法定原則的問題,更容易造成客觀上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敗,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四、勞動教養審批機關職能不當、程序不當,缺乏法律監督
          依照《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公安、民政、勞動部門負責人組成,領導和管理勞動教養工作,但實際上是由公安機關獨家管理執行,勞動、民政部門徒有虛名。即使公安、民政、勞動幾家機關共同領導和管理勞動教養工作,其工作關系也難以理順,因為勞動、民政部門畢竟不是司法機關。
        對某人處以勞動教養,實際上是公安機關一家說了算,公安機關既是勞動教養的審批機關,又是勞動教養的復議機關,致使勞動教養在操作上缺乏必要的外部監督機制,不該勞動教養的人被處以勞動教養,被勞動教養的人無法獲得律師的法律幫助,檢察機關也難以行使有效的法律監督權。同時未經法院判決有罪而長期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造成了客觀實際上的司法不公,給西方國家指責我國侵犯人權留下了不必要的口舌。
          勞動教養作為最嚴厲的行政處罰,就其歷史沿革來看,在維護我國社會治安的作用中功不可沒;但從以上幾點分析來看,勞動教養在現實的法制建設中,存在著不少問題,依法行政、依法治國是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為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國,筆者建議取消勞動教養這一行政處罰,同時為了與刑法相銜接,對現行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進行修改,與當初取消收容審查一樣,延長治安行政拘留的期限,把一些應該處以勞動教養的違法行為納入治安處罰的范圍,然后由全國人大頒布一部統一的《治安行政管理處罰法》,使之與現在的法律體系相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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