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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襄故意殺人一案 孟繁旭律師二審辯護詞

來源:黑龍江孟繁旭律師事務所 日期:2012-05-26

審判長、審判員:
  黑龍江孟繁旭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被告王文襄委托,指派我參加二審庭審為其辯護,經辯護人充分論證本案,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一、一審判決無查證屬實證據認定王文襄主觀有殺人故意。
  一審判決針對本案列舉了七類證據,因本案涉嫌復雜共犯,且王文襄屬非實行犯,這就使得本案七類證據中除被告人供述外的六類證據均因缺乏證據三性之一的因果關聯性而對王文襄失去證明力。本案焦點在于確定王文襄的授意內容,因此,探究三被告人供述至關重要。據卷宗及庭審,關于證明王文襄授意內容的三被告供述盡管表述不一,但供述的核心內容卻高度一致,那就是王文襄的授意內容是只“綁”非“殺”,為證明此點,辯護人將簡要引用三被告之供述:
  1、王文襄供述:卷宗第8次P52、P55:“我只想問清他幾個問題,不想要他的命”、“…白鵬說在郊區看中一片空廠房…我說廢廠房不行,別把人凍死,最好找個有地窖的房子”。王第9次P58-59、第10次P64、第14次P7-77均有相同供述;卷宗第9次P62、第3次P34供述:在海口,白鵬問到哪找我,我約他在文華酒店門前見面。見面后,在車里我先罵了他一句,很難聽,他的臉色就變了,我說:“誰讓你弄死的?”、“你怎么收場?”,王第8次P54、第14次P76均有相同供述。
  2、白鵬供述:卷宗第4次P103:“問:王是怎么安排的?答:他就讓我把人綁了,放在選好的地方,之后告訴他人在哪,你們就不用管了”,白第6次P113、第8次P118均有相同供述;卷宗第3次P99供述:“是王文襄指使我干的,但他只是讓我綁了鐘益師,沒說弄死他,是我失手了,人才會死的”;卷宗第7次P115-116供述:“我們沒想殺他,只是想綁他,但出手重了,把他弄死了”、“我對于毅大概說的意思就是找咱們綁鐘益師的人不希望把他弄死,就是綁完放個地方后告訴他就行。”,白第8次P118、第11次P131、第12次訴訟證據卷4P4-5均有相同供述;卷宗第10次P128供述:“刀也準備了,但王也從來沒讓我把鐘殺死,所以也沒用。最后我決定用繩子…”;卷宗第4次P102供述:“事先我們在民主、江北等地方找了好幾個地方,都不合適,最終就選在102國道邊那個廢磚窯。”;卷宗第11次P138供述:在海口,“我一上車,告訴他人整死了,我給燒了,王文襄當時臉就撂下了,很不高興說怎么把人整死了?”,白第3次P98、第5次P110、第7次P116、第8次P123、第10次P129均有相同供述。
  3、于毅供述:卷宗第1次P146、第3次P157供述:“這段時間我們一直在找綁完后關人的地方,市區周邊民主、江北我們都去過,最后在紅旗鄉金星村看好一個廢磚窯。”、“我問過白鵬綁完人怎么辦。白說找個老居民區有菜窖的房子咱們把人扔到菜窖就不管了,沒咱倆事了,走人就行了。”;卷宗第4次P172供述:“白從頭到尾也沒說過要殺死這個人”,于第7次P188有相同供述;卷宗第6次P179-180供述:“剛開始老板說要綁,后來和白鵬通話,白鵬說,不行直接就把他弄死得了,我不知道老板是怎么說的,后來老板又來電話告訴白鵬說:還是綁。沒說要殺死鐘益師。”,于第7次P187-188及庭審筆錄P99均有相同供述;P180供述:“反正我聽白鵬沒說過要把鐘益師整死,只是想讓我們把人綁了后扔在選好的地方就行了,至于以后怎么樣就不用我倆管了。”;卷宗第7次P182供述:“王文襄讓白鵬和我把鐘益師綁了,沒想要殺死他,只是動手時手重了,才把他整死的。”,于第4次P166有相同供述;卷宗第8次訴訟證據卷4P6-7供述:“白說我們就按綁鐘的目的去做。如果想整死他,就不用這么費勁了。”、“問:王文襄是否對你們說過要把鐘益師“做了”?答:沒有,白鵬說過,我要弄死他很簡單,藏在地下停車場,等鐘益師出來,一刀扎心臟就完事了,沒必要這么麻煩。白鵬說咱倆的任務就是綁,綁完了找個地方藏起來,剩下的事就不用咱倆管了。白鵬還說,這個事就是抓住了也就是個綁架罪,沒有死罪。”;于庭審筆錄P103供述:“問:你怎么理解綁人?答:失去反抗,不能出人命。”、“聽過白鵬講不能把人凍死,不能出人命的話嗎?說過菜窖的事嗎?答:說過……。”
  客觀地講,除上述證明王文襄主觀故意的有利供述外,也確有對王不利的供述,就是白鵬在2009年8月10日第6次筆錄中的一次孤供,一審之所以判決王構成故意殺人罪,引用的也就是白的此次孤供,內容為:王文襄一直都在是整死鐘益師,還是綁鐘益師這兩個念頭之間徘徊猶豫著,并說把人做了得了,對此,辯護人需說明,白鵬此次不利供述僅僅是未經印證的一次孤供,而白鵬對王有利供述卻得到其他供述印證,兩者效力孰強孰弱自有分曉。更何況白在其后的供述中對此次孤供予以了修正,用白鵬的話說:第6次供述“做了得了”不是實話,當時只想抱住王這棵大村,死了拉個墊背的(見白第12次訴訟證據卷4P4供述)。鑒此,白鵬做出對王文襄不利供述之動機不言自明。綜合上述三被告供述,辯護人不僅要問:如王想殺鐘,何需叮囑白找個有菜窖的房子,別把人凍死,甚至明示不要弄出人命?如王讓白殺鐘,為何白、于按綁的意圖實施,并多處尋找藏人地點?如王讓白殺鐘,為何白、于不選擇一刀致命反而用繩勒使鐘失去反抗即可、為何只用膠帶封嘴而留有鼻息?如果王要殺鐘,在海口與白會面時,為何質問責罵白鵬?因此,三被告相互印證、核心內容高度一致的供述依《刑事訴訟法》第42條之規定,完全可以作為查證屬實的證據認定一個事實,那就是王文襄授意內容是只“綁”非“殺”。而一審判決卻置此于不顧,違反證據采信原則,僅以白鵬一次被修正的前后相悖,且又未能與其他被告供述相互印證之孤供片面認定,純屬曲解證據,進而導致錯判。
  二、王文襄不應對白、于二人的超限行為擔責。
  前已述及,王文襄授意內容是只“綁”非“殺”,被害人之死無論出于何因(死因問題辯護人不再探究),假使是因綁致死,也屬白、于實行超限,對此超限后果不應由王文襄擔責,否則有悖“罪責自負”之刑罰核心。而一審判決為定住王文襄殺人犯罪可謂費盡心思:一是對綁的內涵和外延無根據地做擴大理解,認為“綁”和“殺”一致,白、于不管鐘死活均在王文襄認知范圍之內,并據此判決王文襄構成故意殺人罪。事實果真如此嗎?回答是否定的。辯護人前述已論,王、白、于三人相互印證供述已固定了王文襄的授意內容為只“綁”非“殺”,且三人均明知“綁”和“殺”并非同一概念和同一含義。這一法律事實使得一審判決所謂“綁”和“殺”一致一說不攻自破。同時也明確否定一審公訴人的概括授意主張,更有力地駁斥了一審判決白、于不管鐘死活均在王文襄認知范圍之內的錯誤認定。然而讓辯護人不能理解的是:一審判決卻置查證屬實的三人供述于不顧,以白前后相悖,且未經查證屬實的孤供認定“綁”和“殺”一致,不知為何?二是主觀推斷,背離法律。一審判決認為“即使在教唆者的教唆內容不明確或不太明確的情況下,只要由于教唆人的教唆行為使被教唆者產生了犯意并實施的,就應當視為沒有超出教唆內容范圍……”對王文襄行為超限的辯解不予支持。辯護人認為,關于一審判決將三被告界定為教唆共同犯罪,因其不關乎對王文襄的定罪及量刑實質在此不做探討,本案的焦點是探求王文襄的授意內容。而經查證屬實的證據證明王文襄的授意內容為只“綁”非“殺”,此授意可謂明確、具體,一審判決何以得出王文襄授意內容不明確或不太明確之結論?這種無視證據的人為演繹純屬主觀推斷。我國《刑法》第29條規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對此條的正確解讀應為:被教唆人只有實施教唆犯罪之內的行為,教唆人方能擔責。反之,對實行犯的超限行為,教唆人不應擔責。令人遺憾的是:一審判決卻誤讀此條,偷換前提,將明確的授意硬說成是教唆內容不明確或不甚明確,硬判王文襄對白、于超限結果擔責。如此判決不僅有悖刑法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更是背離法律。三是違背邏輯,有罪判斷。一審判決認為:王文襄有關綁人后問幾個問題的辯解顯屬不合常理。以此說明王文襄有狡辯、避罪之嫌,進而反證判決似乎正確。對此,辯護人十分費解,不知判決因何得此結論?本案查證屬實之證據已經證明王文襄和白鵬通話時明確說人沒了。試問:人已經不在了,還有問問題的必要和可能嗎?由此可見,不問合乎邏輯,問了反倒不合常理。
  三、一審判決前后矛盾,底氣不足
  關于王文襄的主觀故意內容,一審判決一方面以白孤供:“做了他得了”認定王文襄有直接殺人故意,另一方面又以錯誤推論認定王文襄對被害人之死或希望,或放任,而希望是直接故意,放任則屬間接故意,此其矛盾一;一審判決以“綁”和“殺”一致認定王文襄有直接殺人故意,另一方面又以白、于不管鐘之死活供述來認定白、于屬間接故意,此其矛盾二;一審判決在認定王文襄有直接殺人故意的同時,又引用王文襄一人之孤供即王文襄教唆白鵬買球棒,將鐘打昏后綁走,似乎告訴我們王文襄對被害人之死持放任態度,此其矛盾三。何況關于買球棒一說僅有王文襄一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佐證,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2條、46條之規定,不能、也不應認定此事存在,更何況前述已論明王文襄是明確否定鐘益師死亡,間接故意無從談起。在此辯護人要問:同一犯罪行為人怎能并存兩種故意?同一共同犯罪各行為人怎能并存兩種故意?如按此一審判決之認定,王文襄主觀罪過形態究竟是什么?辯護人認為,在這個必選其一問題上一審判決必須作出選擇,不能模棱兩可,保底判斷。然而一審卻未做選擇,矛盾認定,顯屬底氣不足。同時,需提請法庭注意的是,辯護人如此闡述,其目的在于指出一審判決在認定王文襄主觀故意方面存在的矛盾,并不代表辯護人認可王文襄具有希望或放任鐘死的主觀故意。
綜上三點,王文襄的授意內容為只“綁”非“殺”,王對鐘之死是明確否定的,故王文襄缺乏故意殺人罪的主觀要件,因此一審判決其構成故意殺人犯罪屬錯判。
  尊敬的法庭:和諧社會要求司法的最高境界是追求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之統一。然而當二者不能競合、必有取舍時,司法當如何抉擇?是弘揚法律至上還是應和輿論呼聲可謂兩難選擇。實事求是地講,辯護人承接此案后,因顧及輿論影響和不識案情全貌之百姓呼聲,也曾猶豫、也曾彷徨,然而律師的職責要求我不能退縮。我們必須用法律人的良知去扶平正義,必須用法律人的思維來評判是非。因此,當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兩者不能競合,必有取舍時,我給出的答案是:弘揚法律至上!只有這樣,才能保護人權;只有這樣,才能推崇法治;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正義;只有這樣,才不違背全民的意志。因為全民意志的凝聚才成為法律!
    
    此致
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辯護人:黑龍江孟繁旭律師事務所
                                   律師:孟繁旭
 二0一0年五月二十一日

所屬類別: 事務所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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